1989年的夏日傍晚，热浪裹着棉絮与栀子花的气息，黏在皮肤上挥之不去。我推着二八大杠自行车从县一中出来，车把上挂着的破帆布包晃悠着，里面是哥周涛托我带给同学刘萍的书。彼时我刚考完高考，成绩悬而未决，心里揣着的，还有藏了两年的秘密。
纺织厂女工宿舍门口，夕阳把一切都染成暖橘色。刘萍正弯腰给门口那排太阳花浇水，白底碎花连衣裙衬得她身形纤细，两根麻花辫垂在肩头，湿漉漉的手背擦过额头汗珠时，整个人像被镀了层金边。就是这一幕，让我两年前在哥的毕业照上初见她时，便再也移不开眼。
“萍姐！”我喊出声，才发觉声音干涩发紧。刘萍直起身转头，看见是我，眉眼弯成了月牙：“周洋？你怎么来了？”“我哥让我给你带几本书。”我把帆布包递过去，目光飞快扫过她的脸，又慌忙垂下——那是我十九岁的羞怯，连喜欢都不敢直视。
刘萍接过包，翻出里面的《朦胧诗选》，眼里泛起光亮：“这本我想看好久了，你哥总这么热心。”她随口问起哥在省城的近况，我有一搭没一搭地应着，心里却在反复演练那句憋了两年的话。她二十二岁，在纺织厂干了三年，是车间里的技术骨干；我十九岁，还是个前途未卜的高中毕业生，可喜欢这回事，从来不管身份与差距。
展开剩余79%“你高考怎么样？”刘萍合上书本，语气里满是关切。“还等通知呢。”我挠了挠头，鼓足勇气开口，“萍姐，你吃晚饭了吗？街口新开了家馄饨店，我请你。”这句话说得又快又急，生怕多犹豫一秒，勇气就散了。刘萍愣了愣，随即笑着点头：“好啊，你等我放书换件衣服。”
等待的几分钟里，我的心跳快得要撞碎胸腔。纺织厂的烟囱还在冒着白烟，夕阳渐渐沉落，空气里的热气慢慢消散，只剩晚风拂过太阳花的轻响。刘萍很快出来，换了淡蓝色的确良衬衫和黑色长裤，头发梳得整齐，清爽得像一阵晚风，吹散了我大半紧张。
馄饨店人不多，我们选了靠窗的位置，两碗鲜肉馄饨，一碟花生米，便是我能拿出的最好招待。热气氤氲中，刘萍问起哥的书信内容，我却盯着她的侧脸，突然开口：“萍姐，其实我今天来，不只是送书。”她抬眸看来，眼里满是疑惑，我深吸一口气，手心沁满冷汗：“我喜欢你，从两年前见你第一眼就喜欢，我想娶你做老婆。”
空气瞬间凝固。刘萍的脸从脸颊红到耳根，张了张嘴又闭上，声音发颤：“周洋，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？我是你哥的同学，比你大三岁，就是个普通女工。你才十九岁，前程远大，不能这么想。”“年龄算什么？我马上要上大学了，我能对你好。”我急着辩解，声音稍大，引来邻桌侧目。
“你哥知道吗？”她打断我，一句话让我语塞。我当然不敢告诉哥，在他眼里，我只是个没长大的弟弟，刘萍是值得敬重的老同学。“你连你哥都不敢说，说明你自己也知道不合适。”刘萍叹了口气，语气软了下来，“你还小，以后会遇到更好的姑娘，别耽误自己。”那碗馄饨吃得格外沉默，临走时她坚持付了自己的那份钱，在宿舍门口轻声说：“今天的话，我就当没听过。”
我推着二八大杠走在黑夜里，星星一颗颗亮起来，心里空落落的，却没有半分后悔。至少，我把心意说给了她听。七月底，高考成绩公布，我考了全县第三，被省城师范大学录取。家里放起鞭炮庆祝时，我第一个想告诉的人，还是刘萍。
我揣着一包大白兔奶糖去了纺织厂，刘萍刚下夜班，眼下带着淡淡的黑眼圈，看到我时神情复杂。“恭喜你。”她接过奶糖，语气平淡。“萍姐，我考上大学了，等我毕业，我就回来娶你。”我固执地说。刘萍苦笑：“四年会发生很多事，别再说傻话了。”可我没放弃，坚持要和她通信，每周一封，她回不回都好。
九月开学，我在刘萍宿舍门口等到九点半，终究没等到三班倒的她，只塞了张写着“等我”的纸条。大学生活忙碌而新鲜，我加入文学社，在校报发表小诗，每周六晚上雷打不动给她写信，说校园里的趣事，说对未来的规划，说我又长高了两厘米。她很少回信，三个月只收到两封，字迹娟秀，内容简短，结尾永远是“好好读书，注意身体”。
元旦前，我用省吃俭用的饭钱买了条红围巾寄给她——我记得她冬天骑自行车上班，脖子总冻得通红。不久后，我收到了她的包裹：一件深蓝色手织毛衣，针脚细密，还有两瓶她妈妈做的肉酱，信里说“省城冷，多穿点”。我抱着毛衣睡了一夜，仿佛能闻到她身上的气息。
1990年春天，我开始做家教攒钱，想暑假带她去天安门——那是她随口提过的心愿。可六月，哥突然来找我，饭桌上开门见山：“你在追刘萍？”我坦然承认，却被哥泼了冷水：“刘萍家里难，爸爸早逝，妈妈多病，弟弟还在上学，她需要能分担压力的人，不是你这个还靠家里供的学生。”那顿饭不欢而散，哥的话像根刺，却没动摇我的决心。
暑假回家，我偷偷去纺织厂看她。透过车间窗户，我看见她在轰鸣的机器前接线头，额汗涔涔，工作服后背全湿了，棉絮粘在发丝上。那一刻，我懂了哥的顾虑，也更心疼她。刘萍看到我，摘下口罩走来，我递上冰棍，她却避开我的目光：“我们不合适，我家里在催我相亲，是个技术员，很安稳。”
我抓住她粗糙的手，不肯松开：“给我两年时间，等我毕业，我一定能给你安稳。”她的眼泪掉在我手背上，哽咽着求我放手。那个暑假，我疯狂打工，一天打两份工，只想快点长大，快点给她依靠。开学前，我托妹妹给她带了信和三百块钱，还有一首我写的诗，字字都是我的坚守。
之后的日子，我们依旧保持着淡淡的联系。她告诉我纺织厂效益变差，我鼓励她考会计证；她拒绝了技术员的提亲，我知道她还在等我。1991年暑假，我第一次去她家，见到了她体弱的妈妈。我坦诚地说起我的规划，承诺毕业后回县城教书，好好照顾她们母女。刘萍妈妈红了眼，终究松了口，刘萍在一旁低着头，指尖绞着衣角，却没再拒绝。
大四那年，我提前实习，争取毕业后能直接留在县一中。我和刘萍的信多了起来，她告诉我自己升了班组长，还在学会计。1992年六月，我毕业典礼一结束，就揣着用实习工资买的银戒指回了家。黄昏时分，我在纺织厂门口等她，看着她和女工们一起走出来，眼里满是欢喜。
“毕业了？”她声音哽咽。我掏出戒指盒，打开：“刘萍，嫁给我。”她笑着流泪，嗔怪我在厂门口求婚，却乖乖伸出手。我颤抖着给她戴上戒指，尺寸刚刚好——那是我对着她信封上的字迹，反复比对出来的。
那年十月，我们在院子里摆了几桌酒席，简单却热闹。哥喝了杯酒，拍拍我的肩：“好好待她。”婚后的日子不宽裕，我们租着小平房，我教书，她做工，却过得踏实。1993年刘萍下岗，我鼓励她复习考会计证，她白天打零工，晚上熬夜学习，我陪着她一起刷题，就像当年她鼓励我考大学一样。
后来，刘萍成了公司财务主管，我成了县一中副校长，我们买了房，有了一双儿女。阳台上的太阳花分了好几盆，每年夏天都开得灿烂，就像我们的爱情，从1989年那个莽撞的告白开始，在六年的坚守里，在平凡的日常里，开出了最绚烂的模样。
如今二十八年过去，每当夜深人静，刘萍还会问我：“你当年怎么就那么肯定？”我总会抱着她，轻声说：“从看见你的第一眼起，我就知道，这辈子就是你了。”爱情从不是童话，是一次次选择，一次次坚守，是我们一起把日子，慢慢过成了想要的样子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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